我于2008年投入购买了宁波市的一套房产，去年10月份入住，以下是我近3年来投入的资金：

• 约120万房款。这笔钱贡献给了钢铁行业从业人员、水泥行业从业人员，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等等—-
• 约40万元装修费用（含家电和家具）。这笔钱贡献给了—–
• 近30万元购车费用。这笔钱贡献给了—-
• 其它费用约30万。大致为各类税费、餐饮和服装等日常生活费用、小孩上学上辅导班的各类费用、贷款利息等等。这笔钱贡献给了—-

也就是说我为了在宁波安家，给宁波市政府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士送了将近220万元，大家都应该开心才是，为什么政府和老百姓都呼吁限购房产呢？

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汽车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影响太大了。几个超市、加上汽车，就能形成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生活工作区域。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肯定是汽车行业。发展汽车行业，让汽车象电视机一样进入普通家庭，一定能使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轻易地上一个台阶。

原创于: http://www.anpc.cn

　　人们都以为银行是有多少存款就放多少贷款，其实这是钱庄的定义，不是银行。钱庄因为没有办法使用它不存在的资金，它的风险其实小了很多，再加上钱庄只能放贷，无法参与金融交易，这种性质导致除非钱庄参与股票买卖、债卷投资，一般它是不会死在商品经济崩溃之前的。中国的地下钱庄反而会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大赚其钱，因为他们只能放贷，也只能放高利贷。

　　现代银行业是采用保证金方式，这就非常不同，他们因为使用保证金方式，往往会死在经济崩溃之前。什么是保证金方式？保证金方式的就是你有较少的本金但是你却可以动用几倍于本金的资金。世界上公认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大于8%，有些要求12%，这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银行按照10%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经营，他的资本和存款总数如果现在有10万块，他就可以放贷100万，同理，有10亿就可以放贷100亿，这是一种典型的保证金交易方式。多出来的钱从哪里来？其实是银行自己用他自有的10亿作为抵押通过其他银行和央行借来90亿，叫做同业拆借，借到的钱用于放贷，因为放贷的利率高于他借来得利率，银行就可以“赚钱”。

　　因此就可以发现，银行的盈利其实是虚多实少，按照这种经营方式它实际上是使用１０倍的杠杆进行“套利赚钱”，在经济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贷出的款失败几率不高，可能失败的收不会的钱叫做“不良贷款”，银行的风险控制部门根据还款状态，随时调整自有资金准备填这些“窟窿”叫做“拨备”，已经成为烂账收不会钱的亏损叫做“资产减记”。

　　在金融业和其他商品经济是不同的，一般的商品经济领域需要的是“把复杂问题变简单”的能力，而金融业却是需要“把简单问题变复杂”的能力。因此，各种名词术语五花八门，听了莫名其妙，其实本质是非常简单的。

　　就算是１０倍的杠杆的银行业，他也不是那么不堪一击，因为所有的贷款不可能同时变成烂账，从而导致银行本金耗尽，因此，这种杠杆是银行“健康经营”的基本状态。

　　西方金融经济具备各种金融创新，这些叫做衍生品的东西其实也是“把简单问题变复杂”到达登峰造极的复杂程度。而且这些衍生品主要不是不存在于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或者期权市场之中，而是存在于银行的自己的交易系统之中，一开始银行“发明”出这些东西是给别人用的，主要是各种基金、对冲基金机构。后来，因为眼红这些机构发了“大财”，几乎是“日进斗金”，一天的“盈利”就超过银行一年的贷款利息收入。因此，银行们就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套利部门，赚取这种非凡的“暴利”。这种赚钱的窍门就是“对冲套利”主要通过“利率掉期”，“股票挂钩”等等手段进行“赚钱”。

　　比如使用“股票挂钩”的方式，实际上是卖出“看涨期权”，因为经济牛市，股票上涨，这个“挂钩”不被转化为股票，因此得到一定的收入，然后又通过这个收入进入“利率掉期”的交换，债券对冲，最终可以十分“安全可靠”地赚取“成倍的利润”，这些复杂的过程使用计算机来完成，计算机又通过“正态分布”的统计学基础“科学精确”的控制赚钱的仓位，事物越来越远离“正态分布”的中心的时候就越要加仓，因为“科学证明”了“正态分布”是正常合理的，因此，偏离越大，回归的几率更大，“安全可靠”地赚钱的可能性就更大。99%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赚钱的，但是一旦出现“非理性背离”，事物并不回归“正态分布”的中心，而是越来越远离，这个时候这些已经持有的仓位，就会出现非常巨大的亏损，直到保证金用完了，如果事物还是不按“科学”的要求进行回归，结果就是轰然倒下。

　　因为事物偏离“正态分布”中心的几率本身不是很大，因此需要使用更大的杠杆才能赚钱，一般都是100倍以上，因此债卷非理性“不科学”地偏离１％以上，银行的自由资金就开始爆仓倒闭。这也是５大投行，和各大银行为什么亏损动不动就是５０亿、５００亿、甚至上千亿的巨大规模的原因。

　　正是因为这种“科学、安全、可靠”的赚钱模式，使得不仅仅是银行，其他的金融行业都参与进来了，基金、信托、保险等等。自从1998年ＬＴＣＭ倒闭的时候就把这种“秘诀”暴露出来了之后，各大投行和金融机构如获至宝，而且概率高达99%的“科学、安全、可靠”的暴利赚钱模式谁不心动？！

　　这就是美国这么多恐龙级别的金融机构在金融风暴中不堪一击的原因。

苦苦思索，我感觉是房地产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我的幸福指数。互联网的信息太多了，总让我被动思考，陪老婆孩子的时间本来就少，老婆说我和她们在一起时心不在焉。房价太高了，由于工作调动频繁，买了5套房子又舍不得卖，成了卡奴和房奴，房子就不能便宜一些?

网上发现搜狐博客http://shihb.blog.sohu.com/119289338.html文章非常好,拷贝下来：—————

   几乎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都在强调：中国房价不高。
    4月底我途径法国，前往安提瓜、多米尼加、圣卢西亚等国度假的时候，特意关注了这些国家的住房情况，尤其社会保障住房的解决方法，感触很深！（我在这几个国家拍摄了近万张照片，至今没有整理完）
    5月3日，同哥、嫂一起抵达圣卢西亚。圣卢西亚是欧洲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嫂子开始向我介绍的时候说：“这个国家，整个就像一个大花园。”的确，在绕这个国家转了一大圈之后，感触最深的是，到处都郁郁葱葱的，草地、蓝天、白云、沙滩、森林、温泉……欧洲和美国的富人，都常到圣卢西亚度假。这里的豪华酒店之多，是令人咋舌的。
    由于欧美富人前往置业，圣卢西亚的房价是非常高的，而当我在亲眼见识了当地的住房之后，不能不惊叹：中国的房价要比它高太多了！当那些既得利益者拼命鼓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价值时，他们却悄悄地带着子女移民到了国外——当我走出国门，走出骗局，我找到了原因，明白了真相。
    当我们赶到圣卢西亚，正赶上那里举办国际爵士乐节，所有的酒店都订满了。我们就住进了一位朋友家，这座占地超过7亩（1亩=666.67平方米）的豪华别墅，位于圣卢西亚首都卡斯特里不远的一座浓郁葱葱的山上，紧邻美丽的加勒比海，与中国驻圣卢西亚大使馆官邸非常近（圣卢西亚在得到中国5亿美元的援助后，与中国断交），美丽得犹如神话中的宫殿。房子是一位英国设计师设计的，从建房到绿化，前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工——开发商把房子建得铜墙铁壁一般，极其坚固，房主人装修时为了拆掉一堵墙，竟然忙活了一个多月才完成。
    这套房子多少钱呢？
    60万美元！连同房屋、花园、游泳池和大小树木。我以为听错了，再追问，人家拿出买房凭证给我看，这套2007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买的房子，竟然是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0万多点。这个价钱，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买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也得在三环外。
    而且，60万美元是包含土地价格的，只要土地主人不卖房，房子旧了可以拆了重建，任何人不得干涉，更不能以任何理由违逆其意愿强行拆迁。这套房子每年要缴纳千分之一的物业税。如果比照我们的70年土地出让金一次性交付的做法，这套房子每年要缴纳的物业税应该是七十分之一而非千分之一。
    不管是从含物业税的角度来比较，还是从不含物业税的角度来比较，欧美富人购买的这种占地面积超过7亩（超过4700平方米）的别墅，都比中国大城市的公寓便宜得多！中国人所谓的买房，不过是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租金而已，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买房。中国在圣卢西亚的大使馆官邸，占地面积20多亩，是中国政府花钱（我记得是200多万美元）买下来的，是一块风水宝地，尽管圣卢西亚已经与中国大陆断交，但那座房子及下面、周围的土地属于中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买！
    而在加勒比海国家，在中国最普遍的公寓楼是无人问津的，因为，哪怕是最穷的人，也要求自己的住房有一个单独的院子。
    当中国人为住房问题像奴隶一样苦苦挣扎的时候，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所承担的房价，是超过国外富人的。如果没有这个重担，国人怎么会不敢消费？怎么会没有钱消费？只有走出骗局，才能清醒。高房价绑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绑架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绑架了普通民众的幸福。当推高房价的措施次第出台，我除了无奈摇头，还能说什么？查阅圣卢西亚的官方数据得到，2005年，圣卢西亚人均GDP为3006美元。中国在2008年时，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达到3266美元。两国人均GDP极为接近。而圣卢西亚却是世界上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人们洋溢着笑容。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数据被大加渲染。但是，如果GDP数字给国民带来的仅仅是一个虚妄的幻觉甚至是痛苦，这样的GDP增长还有意义吗？圣卢西亚只有十多万人，却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79年经济学奖得主阿瑟·路易斯；1992年文学奖得主德雷克·沃尔科特。如果这个民族也被高房价控制，国民还能有如此的创造力和诗情画意吗？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一位诺奖得主没有，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被绑架的精神吗？
    为苦难祈祷。
    参观一下这套别墅吧，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星期。

    下图：从大门进去看到的局部。

下图：再近一点。

下图：从里向外看。

下图：从后面看的全景。

下图：再近一点。

下图：别墅一角（左侧）

下图：别墅一角。

下图：别墅后面的游泳池

下图：别墅前面的喷泉

下图：车库

下图：亭子。

下图：亭子旁边的仙人掌。

下图：院子一角

下图：周边的植被。

下图：美丽的植物墙。

下图：院子一角。

下图：古树。这棵树的另一边因着火烧掉了（割草工人燃烧枯草所致）。

下图：车库前的古树。

下图：哥嫂养的宠物狗。

下图：餐厅，可举行家宴

下图：厨房一角。

下图：家庭影院。

下图：屋内一角。

下图：吊灯。

下图：这是我的卧室，我在这里住了7天。屋子被我搞得有点凌乱，拍照前忘记整理一下了：）

下图：我所住房间外面的走廊。

下图：电脑房，我当时在这里上网、写文章。

下图：别墅周边的高尔夫球场。

下图：再看一幅图。

下图：在这样的环境中散步是一种享受。

下图：走出别墅，走不远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加勒比海。

下图：面朝大海——剔除掠夺之后，才能如此安静地面对大海。

下图：同样植被葱葱。

下图：蓝天白云，真正在蓝天下。

下图：这是我们在圣卢西亚的最后一顿晚餐。中国大使馆官邸的两位邻居（也是我们的博友，看我怀念爷爷的文章热泪盈眶），一起赶来，我们小聚了一下。圣卢西亚极其排斥中国人，整个国家只有20多个中国人，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总结：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走出高房价的羁绊。高房价的实质就是一种掠夺，一种强势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对民众的剥削和欺诈。中国只有把房地产从掠夺的道路上引向民生的道路，国民才能摆脱高房价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不安全感。为了民族复兴，泣血建议放弃房地产的掠夺性政策！

附一：中国政府接受我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建议，限制珍稀金属出口，引来欧美诸国的强烈反弹。据《环球时报》6月24日报道，欧盟23日发表声明称，美国与欧盟当天就中国限制出口稀有金属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这将成为1月份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向WTO起诉中国的首案。我建议政府聘请欧美著名擅长打WTO相关官司的律师，据理力争，依法维权。这种诉讼并不可怕。
附二：近期由于健康原因、不可抗拒原因及准备讲座，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查看数据、分析研究中国股市及宏观经济接下来的趋势，撰文较少。见谅！

招商局董事长：国企“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

“没有人说我是国有企业的坚定支持者，我自己也不认同这样一个概念。我只是国有企业的一员，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说这 番话的是秦晓，中国国企标杆之一，招商局集团现任董事长。在他近15年的国企领袖生涯中，招商局是他迄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亚洲金融风暴后他临危受命，从另一家国企中信调任负债累累的招商局，用五年时间扭转颓势，让这家百年企业重焕生机。如今招商局正经历秦晓任下的第三次“再造”，目标是2011年时集团资产和利润较2006年翻番。

身着深灰色西服的秦晓面容黝黑清癯，思路敏捷清晰，语速悠缓却不容打断。有着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被公认为企业领袖中的思想者。在谈了金融危机对招商局的冲击，以及招商局再造计划的远景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国有企业和经济改革上。

我想听听他对西方最近颇受争议的“国有化”思潮的看法。在问题的开头，我有些想当然地称呼他为“国有企业的坚定支持者”。秦晓没有打断我，平静地听我说完问题，稍稍一顿，说出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这着实令我我暗暗诧异。

成立于晚清的招商局一直是中国企业界的一艘巨舰，广泛涉足运输、码头、金融、地产等领域。但到97亚洲金融危机时，集团“横向多元化、纵向多级化”的结构痼疾暴露无疑，不良资产激增、盈利能力下降、利息负担加重、现金流断裂。秦晓上任后，果断剥离非核心业务，斩断过长的管理链，加强总部主控，带领集团先后用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两个五年再造计划。启动于2007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到2011年，集团总资产比2006年翻番达到2000亿元，净资产翻番达到700亿元，净利润翻番达到120亿元。前两个目标到2008年底已经接近实现，而尽管净利润增长受此番金融危机所累，秦晓还是对按时完成计划表示乐观。

他说，这次金融危机，到了国企“比内功”的时候，招商局在前几年的“静悄悄的革命”为抵御这次危机准备了弹药。这么一个对经营有追求有建树的国企当家人，却这般直接地否认自己支持国企这种经济形式，令我惊讶。而秦晓的回答很快让我明白，他对国企的思索和担忧，早已超越了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甚至超越了国企的经济职能，而是直指国企及其背后的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他说：“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去反思和研究的。第一个就是政府主导经济。”他说，我们市场化追随的是韩国和日本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这个模式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太强，变成了大政府小市场，强政府弱市场。“我想我们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来。”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必要去控制这么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他说，政府的职能本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及行使宏观调控和调整经济周波等职能，而非控制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国有企业应当被逐渐社会化。他说他反对一种观点，即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产业需要国有企业来主控。“这话意思就是说，其它国家就没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没有国家战略产业？那你要回答我，第一，为什么其它国家不要国有企业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你能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吗？在没有一些政策支持，没有一些垄断的情况下，你能证明吗？”

我忍不住问：那国有企业究竟还要不要存在？“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秦晓回答得很干脆。“我认为国有企业是遗产，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现在的任务，从微观层面看应当把它搞好。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既然已经从微观谈到了宏观，那么我想听听秦晓对改革三十年后路径的看法。我问，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连西方都出现了一种声音，就是中俄式的，集权政体下政府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也许不失为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我们的发展模式究竟可持续吗？

“我想一种模式的诞生一定有它的合理性，”秦晓沉吟半晌说。“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律。这个基本

规律就是，不能简单用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做一个价值判断。”

他认为，更高层次的价值判断，是社会是否认同包括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在内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如果抛开这些价值，只看经济发展速度的话，我以为是不成立的。”

这些核心价值观正是秦晓口中“现代性”一词的含义。他曾经多次提及、甚至撰文阐述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用“现代化”来代替“现代性”，而这正是我们发展的误区所在。 “现代化在中国就是民富国强，更多的是一个物质和经济指标，我们提出翻两番啊，人均GDP多少啊，都是一些经济和物质的指标，”秦晓说。他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奇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

“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一定要有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来作支撑，”他说。

采访接近尾声，秦晓说，在追求“现代性”上，他不是一个本土派，而是一个“普世派”。也就是说，他认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不只适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义。说到这里，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是在和一个企业家交谈了。

也许正是这种超越数字指标，触及价值层面的思考，帮助秦晓带领招商局用五年时间完成了规划中需耗时十年的两次“再造”；正是这种思考，令他可以跳出“在其位谋其政”的思维，直面国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尴尬处境；也正是这种思考，可以令那位当年插队内蒙草原的牧民、那位五十岁获得剑桥博士的学者，和那位管理着数千亿资产的企业家，在秦晓身上完美地集结。（王昉/文，选自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http://hi.baidu.com/dongziyun/blog/item/d9227d779d814313b151b929.html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经济危机在不知不觉之间来临。2008年7月，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房贷公司严重亏损陷入困境，7月2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斥资3000亿美元救助“两房”，9月7日宣布接管“两房”。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被迫售予美国银行，AIG出现融资危机；六大央行联合注资，美国政府通过7000亿美元金融援救计划，AIG被政府接管。

我个人感觉，房地产泡沫是美国经济危机的表象，而不是原因。现在如果能认真研究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应该有比较大的收获。